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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续:自贸区有助法案编制一部法案的制定,建立在长期、广泛的实验基础上。喻莺表示,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和实践经验,在法案的编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试验作用。如在负面清单方面,最早是在上海自贸区挂牌的同时,出台了首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并对负面清单进行了持续“瘦身”,不断放宽投资限制;经过数年实验,被证明有成效、可操作,本次草案也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负面清单的机制。

这当然也造成了腾讯自身的“跛脚”。游戏产业的政策风险在当下突然显现,而在此前,这个行业的政策风险,往往只是每年财务分析时的一句常规套话,并没有多少分析师会真正重视。在这个背景下,马化腾会不会重拾自己当年的“互动娱乐短期论”,这很可能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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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技术转让、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一直是外资重要的关注点,草案在这些方面也积极参考国际惯例,作出了正面回应。例如过去中国主要通过购买和“市场换技术”实现技术转让,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强迫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指责时有出现。草案从法律层面消除了此类担心,如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需要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有两个:一是技术,另外是组织形式,把要素组合在一起优化,释放出更大的增长空间。通过对华为这样企业的深度探索,我们期望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技术和组织形式创新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提炼。华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为的研发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其销售收入的15%,这一数据占全国研发总投入比重近5%。这也是华为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已意识到研发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对基础研发的投入仍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占研发总投入的 5.5%;日本占12.5%,美国占17.2%,法国占25%,关键技术投入不足很难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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